三国史中不应忽视的明元郭太后

曹魏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集团抓住魏齐王曹芳率曹爽兄弟出城祭扫魏明帝陵墓之机发动政变，一举剪除了曹爽集团，史称“高平陵之变”。

以往史家在分析和研究这一事件时，大多把视线集中在司马懿与曹爽身上，或褒司马懿大智大勇，谋略精深，或贬曹爽平庸无能，患得患失，而这场政变的关键人物却被他们忽视了。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魏明帝皇后即明元郭太后。试想：曹爽“居伊周之任，挟天子，仗天威”，“总万机，典禁兵”，即便司马懿关闭洛阳诸门，不允其进城，他也完全可以依智囊桓范之计，“以天子诣许昌，征四方以自辅”，讨伐叛逆之司马懿，可他为何不敢呢？理由很简单，即司马懿的背后站着一位能够同皇帝相颉颃的太后。假若没有这位太后的强有力支持，司马懿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的。

郭太后出身西平（今西宁），其家为河右大族。曹魏黄初年间，西平全郡反叛，遭到镇压，郭氏“遂没入宫”。明帝曹即位后，甚见爱幸，先拜夫人，再立为皇后。齐王曹芳即位后，尊其为皇太后，称永宁宫。不知是什么原因，曹爽当政后就逼使“郭太后出居别宫”，《晋书·五行志》说郭太后与年幼的皇帝“涕泣而别”，司马懿发动政变时也拿此事大做文章，斥责曹爽“离间二宫，伤害骨肉”。不管司马懿与郭太后此前关系如何，应该说曹爽这一举动确实把郭太后推向了司马懿一边，由于他极大地伤害了郭太后，郭太后当然会在关键时刻支持司马懿。而郭太后的鲜明立场，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以及彻底诛灭曹爽家族的最大胜算。

事过不到三年，司马懿死去。然而郭太后已重返政治舞台，她大肆培植郭氏家族势力，在宫中遍插亲信，尤其是其叔父郭立二子郭建和郭德“俱为镇护将军，皆封列侯，并掌宿卫”，直接担负着保卫皇帝和太后安全的重任。继承父业的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达到进一步夺权的目的，精心、细致而卓有成效地组织实施了拉拢郭太后及其家族的一整套策略和手段。譬如郭德，此人“虽无才学，而恭谨谦顺”，他位居要害，又无威胁性，自然成为司马氏兄弟“至结宫中之援”的首选目标。司马师以女嫁与郭德为妻，不料此女命短早夭；接着，司马昭又以己女（即晋武帝司马真之姐）嫁与郭德为继室。有了这门亲家，朝中宫中的所有事态，司马氏兄弟尽皆了如指掌。对于此举，当时就已有人洞若观火，认定“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的确，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确实没有什么能比联姻来得更加有效而又能拉拢、维护双方利益了。

郭氏家族同司马氏家族的利益日益共同化和更加紧密化，对曹氏家族的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史称：“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所谓“三主”，即指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和陈留王曹奂，这“三主”，一个被废，一个被杀，一个被逼退位，作为拥有“与夺大事”最后决定权的郭太后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譬如曹髦，此帝“神明爽俊，德音宣朗”，“才同陈思，武类太祖”。他觉察到郭太后同司马氏家族关系非同一般，十分不满，郭太后控制不住曹髦，又同曹髦翻脸，便多次私下与司马昭商量，“不可不废之”。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被迫率左右杀出云龙门，讨伐司马昭，“擂战鼓，躬自拔刃”，不幸为司马昭手下所杀害，年仅20岁。而郭太后闻讯，竟说“悖逆不道”，“自陷大祸”。

如果说曹魏王朝是完全依赖自身实力取汉而代之的话，那末，司马氏集团则是利用和巧借郭太后的名义为掩护，拉旗帜，作幌子，逐渐积累势力和扩张力量，削弱和清除曹魏王室的影响和作用，羽翼渐丰，尾大不掉，从而为最终篡魏一步一个脚印地打下牢固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郭太后在客观上成为了司马氏集团实现篡魏目的的最大帮凶。没有她的特殊身份发挥作用，司马氏集团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公元263年年底，当成都传来平蜀的胜利消息时，已经获得诏书发布权而形同摄政女皇帝的郭太后却死去了。又隔二年，曹魏自称“天禄永终”，宣布禅位于晋。不过，沉湎于喜庆之中的新王朝并没有忘记郭氏家族在王朝更迭中的特殊贡献，对其厚赏有加，郭建、郭德等三人“位特进”，显贵于当世。特别是郭德死后，晋室还赠他“中军大将军、开府侍中如故，谥恭公”。笔者以为这多少还是有点讽刺意义吧。